2012年8月，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J. Gordon）发表了一篇有争议的论文，问道“美国的增长结束了吗？”在第一篇博文的第三部分，我概述了这篇论文。戈登在2012年的论题是，当时美国经济的“复苏”，不只是暂时“衰退”的一般性“循环”复苏。在最好的情况下，面对的是至多使复苏相当缓慢的六项结构性“逆风”（HEADWINDS，下面意译为不利因素）；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增长可能面对依然存在的创新不良的长时期挑战。

　　这篇论文激起了经济学家们的诸多讨论，许多人都断言创新并非不良。所以，罗伯特在近期做了更新，指出即便创新维持现在的比率，他对未来增长的悲观论证也仅仅基于那些不利因素。对于对经济的整体性普遍估量，平均上说这是真实的。但是，如果应用增长性特定尺度的收入分配较少受到采纳，那么前面的估量就更加真实。

　　从1891年到2007年，人均实际产量增长每年大约是2%。这个数字，可能被认为会继续下去。然而，只考虑到不利因素当中的四项时，预期增长降到仅有0.8%。而且，2007年以来的实际增长甚至更低。此外，预期增长仍然进一步降至仅有0.2%，这是因为创新在1972年以来的减缓。在不同的尺度当中，戈登的悲观特别着眼于基础的99%美国人（全体美国人除去收入最高的那1%）的实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不利因素与创新

　　2013年的论文主要讨论了四项主要不利因素，不平等减少了预期增长的0.5个百分点，教育减少0.3个百分点，人口问题减少0.2个百分点，债务减少了0.2个百分点。论文简短评论了2012年那篇的另外两项逆风，即全球化和能源/环境。这篇文论引入了第七项不利因素，即健康——由基于就业的健康保险体系产生的变化。美国政治并未明确举出，但被假定为大部分不利因素的原因。

　　单独以不利因素为基础重建悲观之后，这篇新论文进一步地反驳了对创新的乐观态度。关于美国生产力的新历史数据，能够显示四分之三的增长发生在1891年至1972年之间，即“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年均增长为2.33%。这场革命是多维度的，不仅包括电力、内燃机与广播这三种用途广泛的早期创新，还有许多稍晚的改进、合并与衍生品。

　　1972年以来，增长相对较慢，年均1.55%。1996年与2004年之间的短暂迸发是个例外，被称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年均增长为2.45%。这次革命不仅短暂，而且单面地处于数字领域，仅在计算机、信息与通讯方面。戈登可能认识到生物科技、数据分析以及机器人技术在未来的尽展，但是指出它们在可支配收入上的积极影响将被负面的不利因素大幅抵消。

　　与中国的相关性

　　这应当会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首先，如果美国未来的增长仍旧缓慢，显然会对中国有重大影响，诸如对美出口减少，以及中国所持美国债务可能出现的减值。第二，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增长的未来终将也成为中国增长的未来。对依赖于创新的发展来说，那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都依赖于国际共有的当下技术资源。

　　在不利因素方面，美国经验与中国的相关性更为复杂。中国面对的相同不利因素正在增长，包括人口问题、不平等、能源/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债务以及全球化。因为政策适当，中国可能会避免或减轻教育与健康，也许甚至还有不平等方面的不利因素。不过，中国也面对一些美国没有的不利因素，包括出口、中央集权与腐败。在两个国家中，政治促成了许多经济方面的不利因素。

　　精确了解不利因素如何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有赖于对中国自身的生产力与不利因素的审慎量度，再加上对不同不利因素相关影响的审慎分析。当然，这里还要讨论全球及国家的创新，在中国的不同时间范围可能如何继续下去。在用尽既存技术的时间当中，中国仍旧可以期望数十年的增长。在此之后，中国或许不得不发明一些属于自己的新技术。